前言
一九九八年四月应好友张玉的邀请到她家（江西南昌）做客，住了将近两个月，她和儿女们盛情款待，令我终生难忘！在此期间，阅读了玉姐写的“回忆录”，记载了她三十年前的坎坷人生记实及三十年后艰苦创业的雄心大志，内容生动真实！令我很是感动和敬佩，特别是她已86岁的高龄记忆力还是很强，人物、地点、时间都记得清清楚楚。
以前我也有这种打算，退休后写写回忆录，但是几次提笔又放下，总觉得自己文化低，怕写不好，加之平平的一生，碌碌无为，心想没有必要，而且又没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安不下心来写，并且八十岁高龄，有如风中残烛，不如就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得过且过算了……是玉姐一再的鼓励我，她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我，终于使我有勇气拿起了笔！
我体会到：老年写回忆，是对自己一生功过的大检阅，老年写回忆，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是留给后代的一本家史，老年写回忆，是一笔不是财富胜似财富的精神遗产，从中也有我对子孙后代的殷切期盼！
一、革命家史：
父亲肖刚僧 ，湖南省湘乡市谷水镇人，生于1897年，又名肖中玑 ，笔名游甫三郎，化名赵勉之（参加地下党的化名）。母亲刘仁淑，出身名门，大家闺秀，典型的贤妻良母。父亲幼年在谷水桃源小学读私塾，后随祖父去新疆乌鲁木齐（谋生），在迪化国民学校读完高小、初中。父亲总认为新疆的文化落后于湖南。于1913年回到湖南老家，先后在长沙岳云中学、长沙商业学校就读，父从小聪颖好学，有远大理想，喜读古典文学、英语、日文等，经常剪贴、抄录报刊上的进步文章和诗词达数拾年（可惜被烧毁），现仅存父亲笔抄录和剪贴残缺不全的一本存放在湘潭烈士陵园内览阅。
父亲在校期间，还秘密订阅《湘江评论》、《新潮》、《小说月报》、《半月刊》等进步刊物达十多种，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父亲能大胆抄录、剪贴进步书刊，受孙中山、黄兴领导所主持革命斗争的影响是深刻的，当时毛主席领导的一批革命青年创立了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新民学会”以及毛主席创办的《湘江评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湖南的广泛传播引导爱国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此期间，父亲写了许多诗词，抒发了个人的爱国情怀，我仅记得其中一首诗云：
“救国轰轰各储金，热心不惜典钗簪；
空成梦想五千万，断指徒劳血满襟！”
1923年，父亲在谷水国民小学任教时，与该校进步老师李欣荣等暗地串连受苦较深的工农群众以办夜校为名，学习马列主义，灌输革命真理，为迎接大革命的到来奠定有力的基础，1924年父亲在广州北伐军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2月，父亲受党组织派遣，回到谷水，进行革命前的宣传、发动、组织工作，农运先期，组织农民宣传团，演“文明戏”为名，到寺塘、花亭子、羊古市等处巡回演出来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是年七月，国民党第八区党部成立，父亲任湘乡县第八区党部常务委员，谷水镇正式成立了工会、农会，以邻近的石塘、双渔塘等地为核心，成立了四二区农会，下分七区、八区等农民协会，父亲任谷水镇党支部组织部长，兼四二区农会会长，并暗地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父亲在农运中表现非常坚强，发动工农群众数万人，成立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女界联合会及儿童团等组织，相继木业、铁业等其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开始了禁鸦片烟、禁牌、赌等恶习，号召剪发放足等革命活动。母亲带头剪掉巴巴头，放松小脚，参加女界联合会。我当时只有六、七岁，也参加儿童团，跟着游行、演文明戏，只感觉新鲜、好奇！
历年来，牌、赌成行的谷水镇，见农会成立了，也销声匿迹。农民自卫队和工人纠察队涌上街头砸碎了烟铺、烧毁了鸦片烟，上缴数百枝烟枪，还抓了军阀许克强的烟鬼父亲，带高帽，游街示众，群众拍手称快，还把恶霸龙达权垄断的盐票（一票是4300担），十六元一担，减为八元一担卖给群众（当时群众买不到盐）。由于父亲办事果断，成绩显著，一致拥护父亲为群众办好事，在群众中赢得了声誉，因而给他取了个“肖三皇帝”的绰号。
1927年1月，毛主席到湖南实地考察农运情况，在湘乡县昆仑桥南岳庙后面召开扩大会议，父亲等十二人向毛主席汇报了农运情况，按照主席指示：改选农会领导，父当选为县农协会宣传部长，亲自写了《宣言》，号召湘乡二十多万农协会员，“严明纪律，统一组织……”。1927年全县69个区农协会员猛增至30万人，成为会员人数最多的县份之一[详见《三湘英烈》（省办）及《中国英烈大辞典》（中央办）。]
可惜壮志未酬，风云突变。27年5月反动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叛变革命，马日事变后，谷水镇呈现了空前的白色恐怖，许克祥和土豪劣绅又嚣张起来，对寺塘、毛厂子正在开会的农协骨干当场枪杀四人，又在彭家祠堂侧枪毙了九人。事后，父亲不顾个人安危，领导农民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愤怒声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打倒反动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响彻云霄，队伍从寺塘游行至关圣殿时，有人报信说：“许的反动军队离这里只有一里多路了”，父才宣布解散，当即父亲在群众掩护下，化装出逃。
马日事变后，地主反革命武装疯狂向谷水反扑，军阀肖介藩（人称肖屠户）到处通缉悬赏捉拿“匪首”肖刚僧及其家属，还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反动口号。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母亲怀着将临盆的妹妹，带着八岁的我和两岁的弟弟，在乡亲们护送下来到小段村谢家（父亲同学）避难。
1927年秋，父亲转入地下斗争，在苏州、武汉继续搞地下活动，28年6月由于坏人告密在武汉被捕。
父亲无论在敌人监狱里、法庭上、刑场上，都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敌人软硬兼施一无所获得的情况下，只好电询湘乡县伪县长田稷丰处理意见，田回电：“就地正法”，1928年8月，年仅32岁的父亲英勇就义。
我们母子在谢家住了一段时间，1929年初，母亲得到父亲噩耗，痛不欲生，携儿带女回到谷水老家，托龚姑祖父到武昌运回父亲遗体，在谷水关圣殿码头上岸时，母亲抚棺痛哭，我和弟妹哭拜在父亲柩前，长跪不起。同时四二区农民群众自动组织七、八百人怀着对父亲的崇敬心情，不顾敌人的阻挠与干涉，含着热泪在父亲灵柩前默哀悼念。有的老人还抚棺痛哭，灵车经过谷水镇时，家家户户鞭炮连天。游行群众和我们一道把遗体送到我家祖坟大边山安葬。1984年湖南省民政厅给我补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当地民政部门将父亲遗体火化后安置在“湘潭烈士陵园”，命名为“著名烈士肖刚僧”，我和妹妹、妹夫每年清明节去凭吊一次。
二、苦难的童年：
可恶的镇公所，杀害了我父亲还不解恨，诬告我父当年办农运时借过镇上20支枪未归还为由（其实已还），每天派四个喽罗兵到我家索取枪款，还要吃好的，狗仗人势，拍桌打椅，口口声声“有钱钱行路，冒钱人行路”，继续迫害我孤儿寡母，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世态炎凉，借贷无门，地主叔婶不但不帮助，反而冷嘲热讽，母亲迫得几乎上吊，只好将四房人家分的四分之一房屋租给人家住，还将母亲娘家陪嫁的饰物、家具典当殆尽，才还了这笔冤枉阎王债。
从此，年青的母亲（30岁）带着我们三姐弟过着凄凉贫困的日子，受尽了本房叔婶等的歧视与白眼，经济来源只有靠母亲给人家绣花和新疆祖父按月寄点钱来维持生活，我和弟妹经常受到有钱人家子弟辱骂殴打，不敢作声，还叫我们“土匪崽子……”等，我们的童年生活就是这样在坎坎坷坷凄凄惨惨度过。
1929年，从新疆回来的四祖母带着叔姑回到谷水老屋，他曾受祖父拜托（祖父已死了），回家要照顾我们母子。在她们的接济下，我们一家的生活有所改观。
三、读书难，难于上青天：
我九岁时在谷水小学读了两年书，因贫穷交不起学费辍学在家，每天看见本族和邻人家的孩子蹦蹦跳跳背着书包去上学，我心里闷得慌，弟妹也懒得带，家务事也懒得做，整天缠着母亲要读书，母亲出身旧礼教家庭，总是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只要能认得几个字就行了，叔祖母也帮腔说什么“三从四德”等歪道理，把我笼罩在封建顽固旧礼教的圈子里，透不过气来。这样更使我想起父亲在世时说过要送我上大学的话，我捶胸痛哭，大喊：“爸爸，您说送我上大学，现在连小学也读不起！”，引得母女俩抱头痛哭。母亲见我求学心切，被好心的邻居劝告，送到一位金老先生处读老书（学费很便宜）。我当时只要有书读，管它老书、新书，也就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开始读“人之初”、“古文观止”、“幼学琼林”等老书，我如饥似渴地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金先生要求很严，写错一个字或背不上课文，女生打手板，男生打屁股，我的成绩特好，经常得到老师的赞扬，特别是作文经常打高分。相反，他的孙子因学习不好，经常挨板子（由于我有老书底子，严师教诲，所以在漫长的工作期间，写报告或写文章很少出现错别字，这不得不感谢那位德高望重的金老先生的培育之恩）。
在金先生处读了两年老书，求学欲更加强烈，又想读新书，看见同学们背着行李哼着歌曲上县城去读中学时，我流着泪欢送他们，好羡慕呵！据说一个学期要几担谷子，我们家困难，吃饭都成问题，哪有谷子送我上学，只怪自己生不逢时，父亲死早了，只好望洋兴叹，真是“读书难，难于上青天”（现在我的下一代真幸福，能按部就班，一帆风顺地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甚至出国深造！孩子们！看看奶奶（外婆）的过去，想想你们的今天，更应奋发图强，报效祖国啊！）。
四、移风易俗，自由恋爱：
丈夫曾伯刚，谷水镇人，生于1916年5月，其祖父在谷水镇开了个小油饼店，祖父死后，其父母改行织袜子，兄嫂都参加，家境还算过得去。伯刚开始读书，1926年大革命爆发，他大哥被选为谷水镇总工会会长，三哥是儿童团团长，1927年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两兄弟逃避在外，婆母吓得到处叩头，请当地劣绅吃喝求情，方平息下来。家中也就破产，伯刚失学在家，帮助家里煎油巴巴或卖炒花生等，由于婆婆精明能干，省吃俭用，家庭生活稍好点，伯刚获得升学机会，在湘乡县立中学毕了业，在谷水镇任小学教师。我辍学在家，到他学校教了几次歌，这样我和伯刚就加深了认识，经常要他小妹作我们的通讯员，后来母亲知道我们在谈恋爱，他家没有意见，并请人来做介绍，可母亲不同意，说“门不当，户不对”，坚决反对，并不许我出门，母亲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自由恋爱，将来也会自由离婚”，并还说：“曾九老娘是磨媳妇出了名的”。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反正非他不嫁，还威胁母亲，她只好叹气说：“女大难留”，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同意，我们在“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前提下，于1937年结婚了，当时在谷水镇上沸沸扬扬传为第一对移风易俗、自由结婚的头号新闻。1938年在老家三斗冲生下了大儿子毓松。
五、颠沛流离
1940年春，湖南省邮政局招考“邮务佐”，伯刚考取了“邮务佐”，9月带我和毓儿去邵阳报到（当时时局混乱，省局暂迁移邵阳），初到邵阳，人地生疏，租住本地农民在山坡上的住房，住了不到一个月，有天晚上我们三人被贼用薰香迷倒不省人事，第二天早上醒来，把三人穿的衣服全部偷走（因刚参加工作，没什么可偷），据说邵阳土匪最厉害，我们住的那家就是土匪巢，后来我们才搬到五里牌邮局租的集体宿舍。
第二年婆婆带看两个女儿（大姑小姑）风风火火赶来和我们一起生活，伯刚暗暗着急，“这么多人，我怎么养得起”。婆婆胸有成竹，托人把小姑送到邵阳一个医院学护士，把大姑送到一个矿山办的小学教书，一年后大姑与该校校长的儿子姜潮结了婚。
1941年我的第二个儿子梦涛出生了，幸而婆婆到来帮助带人，后来日寇侵占湖南，邵阳也吃紧，邮局职工和家属搬迁到新晃县，风声越来越紧张，生活也越来越艰苦，听说火烧长沙，公公婆婆辛辛苦苦盖起来的新楼，变成了废墟，婆婆日夜焦急，痛哭了几场。43年夏天，婆婆左腿膝盖上生毒疮，烂了七、八个洞，又下不了床，终日在床上呻吟，我正怀着第三胎，每天除了繁重的家务劳动外，拖着沉重的身子，每天要给婆婆换药，擦洗患处，一直到44年11月灵松出生，婆婆膝盖尚未痊愈，还下不了床。我家务又繁重，只好把摇篮放到婆婆床边以方便她照顾孙儿，婆婆最喜欢男孙，由于心情舒畅些，膝痛慢慢好转，灵儿很听话，不要大人抱，每天在坐篮里蹦蹦跳跳，一直把坐篮摇烂方才罢休。
1、屋漏更遭连夜雨
胞弟肖啸风，从小很懂事，为了继承父志，夜以继日，发奋读书，因家境贫寒，勉强初中毕业。由于缺营养，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医治无效，于1951年英年早逝（19岁）。在病前他报考了省邮政局邮务佐，正在家里办丧事邮局送来了“录取通知书”要他报到去上班，可怜母亲哭晕在地，那样凄惨情景，铁石人儿也泪流。后由亲友出面把堂兄肖怀书的小儿子肖伯文过继给母亲做孙子，伯母为了安慰母亲，也把自己的小儿子介钦过继给婶娘做崽。
母亲把伯文从小带大，但母亲命苦，伯文有了工作，我们姐妹生活好一点，而她老三十多岁守寡，却于58年与世长辞。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含辛茹苦带大我们，而没得到儿女们一点回报，临终前只有妹妹在身边送终，我这不孝女出差在外，深感“忠孝不能两全”。
还有我弟弟在弥留之际，多么盼望我回去见面，他用颤抖的手写上：“亲人都在眼前，唯独不见姐姐……”的断肠遗言（那时51年我才参加工作，不可能请假，以致令我抱恨终生，弟弟一定死不瞑目）只要想起来就肝肠寸断，泪水涟涟，我死后在九泉之下也愧对亲人啊！
2、珍贵遗物，惜遭破坏
我幼年时记忆犹新的有三件事，感到很遗憾：
①在谷水镇，我们肖家四房人家住的老屋，我母子住在后栋，五、六岁时，我经常看见父亲在晒楼粉壁上用墨笔字写下的一行行诗词，可惜我那时年幼无知，不解其意。解放后，因政府兴修水利谷水镇变成了水库。父亲留在晒楼粉壁上的诗词也被淹没了。
②谷水市“关圣殿”墙壁上，我小时候看见父亲用毛笔端端正正（有饭碗大）写上“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我每次去玩，总要读上一遍，当时已能倒背如流！可惜以后也被水库所淹。
③我家阁楼上有一大皮箱“禁书”，有《新华月报》、《民运周刊》、《小说月报》等进步杂志，还有《西游记》、《石头记》等小说及父亲自己写的诗词、对联、字画等，由于马日事变后家乡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堂兄胆小怕事，也将这箱宝贵的遗物付之火海。
六、回到长沙
1947年省邮政局从新晃县迁回长沙，职工和家属都住到局里临时租的伪省长“何键公馆”大洋楼里面，楼上有跳舞厅，台球场……等娱乐场所，一群孩子们楼上，楼下蹦蹦跳跳，嬉戏打闹，像“孙悟空”到了天堂似的快乐，婆婆回到长沙到传染病医院看了几次，她膝盖上折磨她一年之久的毒疮奇迹般的结疤好转，还能下地走动了。她常说：“搭帮我的好媳妇，细心护理，不然好不了这么快！”
回长沙后省邮政局聘我在该局幼儿园当老师，健松，强松，永达先后出生。49年8月长沙解放，解放军进城，次序井然，都在街边露宿，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经上级指示，把何键公馆让给解放军住。邮政局职工，家属都迁到“吴家菜园”（大地主公寓）住了一年多，我们才住到邮政局对面“小吴门东园巷5号”定居下来，接着华昭、姜潮夫妇（婆婆的女儿女婿）贺莲喜，成岗夫妇（婆婆侄女女婿）也住了进来，她们是婆婆至亲，既是骨肉又是亲戚，经常在一起唠往事，叙家常，倒也平平淡淡，相安无事住了十多年。
七、婆婆贺湖秀
（1） 对内严，对外宽
我到曾家后，总觉得婆婆对媳妇要求严历，不好相处，开始几年在她面前我总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尽到做媳妇的职责，不敢触犯她的尊严。但年深日久，我逐渐了解到婆婆是一个对内严，对外宽，心地善良，深明大义的人。过苦日子时，自己省吃俭用，还援助过邻居陈庆生家，给了他们一些粮食和衣服。
（2）精明能干 撑起了半边天
婆婆和公公曾歧斌结婚后，一连生了九胎，后来只剩下了老大、老三、老六和两女（华昭华丽），抗战时期老三在缅甸打日本鬼子牺牲了，大哥一直瞒着婆婆，若干年后才告知真相，婆婆为三哥伤心了大半辈子。
大哥在湘乡確运局做事，经常寄点钱回来，婆婆带着儿女们在家织袜子补贴家用，公公却无所事事，整天抱着水烟壶，东家进，西家出，婆婆看不惯，几次拿钱要他出外做点生意，但每次都是亏了本欠一身债回来，婆婆气得要死，骂他“没出息”，“窝囊废”，老两口经常吵架。解放后，公公虽来过长沙几次，由于婆婆对他冷漠，没住几天就回老家三斗冲去了。一直到58年去世，还是大哥回去料理的后事，据说怀里还留着毓松寄给他的15元钱的汇票。
家中多亏婆婆精打细算，在河边砌了一栋两层楼的木板房，楼上自己住，楼下租给人开米店。37年我们结了婚，住进了楼下一间新房，听说解放前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了，（那时，婆婆和我们住在新晃县）闻讯后，婆婆哭了好几天。
（3）可惜没文化，不然当个“部长”都够格！
婆婆一生很看重“钱”，她常说：“只要有了钱，就好办事！”，解放后她认为伯刚负担太重，便尽力的帮我着带六个孙儿女，并积极支持我找工作。1951年经中共长沙市委秘书长彭少彭（原父亲在湘乡任宣传部长时的老部下）介绍我到市劳动局登记注册，不久我就被安排到湖南省锑品厂工作。
婆婆没有文化，五十年代，什么都要凭票证，如粮、油、布、肉、面票等，她都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有时买了东西回来，别人都要用算盘或是笔算，婆婆坐在床上双目紧闭，心里早已经是一分不差的算了出来。同时她记忆奇好，几十年以前的事情，时间、地点、内容情节，记得一清二楚。所以孙儿们都是打心眼里佩服奶奶，但也为奶奶没文化而惋惜，大家经常开玩笑的说：奶奶可惜没文化，不然当个“部长”都够格！
（4）家有一老，黄金活宝
我参加工作后，家中六个孩子，白天多亏了婆婆照看着，我才能安心工作，由于工作积极，52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每年都评为“先进工作者”，即使是出差在外地，我也放心。所以我从内心感激婆婆，我曾写过“家有一老，黄金活宝”的文章，发表在长沙晚报上。同事们都羡慕我有个好婆婆，孩子们也很听话，热爱劳动，挑水种菜都抢着干，读书也很用功，从来都不要大人们督促。我生性内向，沉默寡言，为了顾全大局，受点委屈也不计较，。婆婆几次生病，我搭个小铺睡在她床头，日夜服侍，端屎端尿，不怕累，不怕脏，把她洗涤得干干净净，伺候得很是周到，我伺候了她48年，最后她活到100岁含笑而终！
八、记忆清晰的几件事
回想起来在我参加工作28年过程中，说长不算长，如过眼云烟，弹指一瞬间，说短也不短，年纪老了，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往事如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在眼前不断展现，真是扯不断，理还乱……
1 、上海小青年：1954年省安装公司任命我为团支部书记，和罗队长一起带领一批从上海招来的小青年80余人去江西大吉山及湖南有色工校等地搞基建。原来那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娇生惯养的小青年开始由满腹牢骚厌恶劳动经过几个月的锻炼一个个坚强挺拔，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党的培养下。后来不少都成为党的技术骨干。
2、四清运动：1963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自动报名参加了四清运动，我和几十名知识分子和冶金系统干部一道还有省里的机关干部几百人一同下到湘阴、益阳、汨罗、平江等湖区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接下到生产队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那时粮食比较困难（尤其是贫下中农），我们每餐吃得最多的是“瓜菜蒂”，经常是清一色的稀饭里面拌青菜，我们女同志还可以，男同志就吃不消了，有的队员偷偷买饼干吃（那时队规很严），遭到队长在会上点名批评，还有的队员在农民家吃鱼，被开除出队，送回原单位受处分，住的地方更是不必说了，我被安排住的那户农民家，夫妻二人带着三个孩子，我就在角落里用几块木板搭个铺，冬天雪粒从瓦缝里飘下来，往往冻醒，幸亏每个人都带了被子。我们下去一方面锻炼，另一方面就是帮助大队整风，解决问题，经过一番调查了解，解决了不少困难，发现的问题很多，师资缺乏，小孩没有钱上学，我们帮助办起了夜校、买化肥、种子、插秧、打农药，男队员还帮他们耕田，扮禾，什么农活都干。接着第二年县工作队及中央卫生部工作队也下到农村，大大的鼓舞了我们的斗志，记得其中有全国妇联主任林巧稚（已故），那时年事已高（大约60多岁），领导指定和我住在一起（临走还摄影留念），还有一批男女教授也和我们一起搞“三同”，他们的到来，起到了防病、治病、救死扶伤的良好示范作用，解决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困难，由于语言隔阂，他们讲的是一口地道的普通话，我们队员还可以讲得来，而农村的老百姓往往把“孩子”当成“鞋子”弄了不少笑话，再有大城市下到偏僻的农村，生活起居也不是很习惯，有的女队员往往寻厕所而弄得屎尿在身，哭笑不得，同时不该发生的事偏偏发生了，有位教授因天气热，在汉寿濠河里游泳，因不识当地水性，掉到一个深水潭里淹死了，惊动了中央派飞机把尸体运回北京，家属哭得好惨，我们都掩面而泣，当地老百姓也深深的悔恨没有把水情告诉他，死了一个好人呵！同年评选中，我和湖南医学院的老李两人被评为湖南省毛著学习积极分子，还参加了岳阳地委的嘉奖大会。
体会最深的是：在农村锻炼了身体，学会了插秧，种各种杂物，我这个组长兼队部秘书，经常一个人从这个队走到另一个队了解情况，总结汇报，往往徒步走上三、五十里路，有时饥肠辘轳的找不到饭店，就在农民家吃“红锅菜”（没油），也吃得蛮香，一路上走过颤颤荡荡的独木桥，趟过齐腿深的清水河，碰到过毒蛇，听到过虎啸，有次走在路上，正碰到“龙卷风”，听人说：“风把岸上的木船都掀到河里去了……”我懵懵懂懂的正在路上往回赶，正碰到队员们来寻我，他们惊喜的对我说：“老大，龙卷风没有把你吹到半天云里去，我们就放心了。”他们这样关心我，当时我心里真是很感动。事后一想起还真是有些后怕。回想起在农村里度过的一个又一个难关，克服的一个又一个困难，真是既锻炼了我的身体又磨练了我的意志。
四清工作队在农村搞了三年和农民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工作队离开时，农民都敲锣打鼓，用鞭炮欢送，小孩子们恋恋不舍，老人们不断的叮嘱：“下次再来！”
九、五七干校
1969年底组织上要我和研究所数十名家庭出身不好、有历史问题的知识分子，还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主分子”等所谓的 “牛鬼蛇神”，一起下放到湖南省汉寿县清水坝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接着省里各机关干部也带着一批“牛鬼蛇神”陆续来到干校，分成若干队。我在一个约50名“牛鬼蛇神”的小组里担任组长。干校是一个大农场，三面是水，倒也青山绿水，风景优美，高空悬挂着“风口浪尖练红心”的巨幅标语，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这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文弱女子，从未干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想到自己是个组长，要起带头作用，于是也学会了挑泥，挖土，种花生，红薯，摘柿子，采茶，刮麻等农活。据了解，新调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有从中央下来的六级干部，延安老干部及省委付书记、省文化局长、省委宣传部长等老同志，学员们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不怕日晒雨淋，下雨天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散工后都回宿舍烤衣服，老干部们都抢着干重体力劳动，省委宣传部长袁学之、官健平等抢着挑大粪、挖塘泥，延安老干部也争着挖土、担泥这些重活干。文化局长蒋燕据说曾经是周总理的秘书，她负责看一条大水牯牛，正值大热天的，牛跳进塘里洗澡不肯上来，快要收工了，蒋老喊了几次：“牛啊，快上来……”牛不动不理，一位食堂老工人大喝：“畜生”然后用棍子把牛赶了上来，大伙都笑了：“牛也欺善怕恶”。
在干校没有上下级区别，一律都是学员，战友，所以有的学员说：“我们和省长、部长在一起劳动，感到很荣幸！” 的确，虽然大家劳动都很累，但心情很愉快，日子过得很舒坦。省文化局长蒋燕和付局长胡代炜经常和我们聊天、谈心，即使后来回机关还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干校后期我调到“政工组”负责办理老干部退休工作。再后来我们冶金系统干部100多人都下到煤炭二处帮助他们整风，改善机关结构和人员调整等工作……在厂矿不到二年，全部都调到省委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其中一部分同志调回原单位或其他厂矿工作。我也被调回省冶金研究所。
我从1951年参加工作，先后在湖南锑品厂、省安装公司，检验所、省有色金属研究所等单位担任过中文打字，收发，文书，党委秘书，党委委员、人事等工作，1959年提升为人事科付科级，后来在福利科、工会(兼管家属工厂)等部门工作，一直到1978年退休。为了发挥余热，退休后省黄金公司聘任了我和老刘搞了一年的人事档案工作。
我婆婆在世时常说：“屋檐水点点滴，我宝英后福无穷”。一晃我今年已是87岁的老人了，但身体尚好，能吃能睡，能看书看报看电视，能和晚辈们一起外出旅行，每天生活得很有规律。我的儿孙们对我都很孝顺，现今眼观四代同堂，我的大曾孙女19岁读大三，小曾孙女15岁读高中了，真可谓是膝下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我想这应该是应证了婆婆的预言。有生之年能看着我这个大家庭能和和美美，平平安安；儿孙们能努力工作，报效祖国，我知足矣！
肖宝英 2006-8-25完稿于长沙 （文字录入 梦涛）
肖宝英 